春天文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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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王吉（第3页）

所谓口赋，乃是对于未成年儿童征收的人丁税，本来只有七到十四岁的孩童才会征收口赋，到了汉武帝时期，将七岁起征改为三岁起征，并且由原本的每人二十钱增加到了二十三钱，由于百姓难以承受这个负担，甚至被迫杀婴。到了汉元帝时期，又改回了七岁起征。

可惜到了东汉末年，也就是现在这个时代，口赋从七岁起征改为一岁起征，对于穷苦的百姓而言无疑会是莫大负担，再加上土地兼并严重、天灾人祸频，这才导致杀婴之风愈演愈烈。

很早之前，官府为了遏制这种现象，就把杀婴、弃婴与杀人同罪。

所谓杀人者死，伤人者刑。按照汉律，弃婴、杀婴者父母都要被处死。

不过无论任何时候，都讲究“民不举，官不究”，当弃婴、杀婴成风以后，就算有人现也不会上告官府，这样事情自然就会不了了之。

此等惯例到王吉这里却是被打破了。

他收拢了一群彪悍吏员，四处探查，只要现有生子不养者，即斩其父母，然后将父母与婴孩的尸体合土掩埋。

若捉到了杀人犯，王吉手段更为酷烈，把杀人犯处决以后戮其尸，而后把尸体装载到牛车上，在各县巡视并公布杀人犯的罪行。如果天气炎热导致尸体提前腐烂，他还会让人用绳子将尸骨连起来，直到游遍整个沛国才会罢休。

王吉担任沛国相五年时间，就已经处决一万余人，如此庞大的数量简直骇人听闻。要知道，整个沛国也只有百万人口，王吉凭借一人之力，在短短五年时间就杀了总人口的百分之一还多，其手段之暴虐可见一斑。

这也是为什么，沛国百姓会如此惧怕王吉了。

此时的王吉脸色阴沉，指着跪在地上的夫妻二人，对众人喝道：“生而不养，罔顾人伦；弃婴致死，罪同杀人。今本相诛此二贼，望父老乡亲们以此为戒，莫要再行此事！”

言毕，王吉抽出了腰中佩剑，先是一剑刺了跪在地上的男人，而后不顾女人惊恐的尖叫声，扯着她的头割破了女人喉咙。

“噗嗤！”

鲜血喷溅而出，染红了王吉身前的官服，还在其脸上留下了斑斑血迹。

王吉却丝毫不以为意，将女人尸体踢倒在地，收剑入鞘，而后从怀中拿出手帕，仔细擦了擦脸上的血迹，继续喝道：“将此二人暴尸三日，再与婴孩合葬！”

见此情形，众人噤若寒蝉，周琦也是握紧了拳头。

他已经想起来了，这对夫妇居住地距离此地不远，家中还有一位五岁的儿子，以及一位三岁的女儿。

夫妻两人弃婴固然不对，可这个时代缺乏避孕措施，他们又家中贫寒，再加上各种苛捐杂税与天灾人祸频，以致这个家庭根本无力再抚养第三个孩子。

否则，为人父母者又岂忍心抛弃自己的孩子？

身为沛国相的王吉不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只想着杀人立威。殊不知，王吉杀掉的不仅仅是这夫妻两人，还有他们家中两个幼童！

失去了父母的孩子，又岂能独活？

周琦将拳头握得嘎嘣作响，接连深吸了好几口气，这才勉强压抑住心中愤怒。

眼看众人都被自己的雷霆手段震慑住，王吉却忽然叹道：“沛国境内弃婴、杀婴之事屡禁不止，本相亦知有此举者大多因为家贫，实属被逼无奈。然本相思量许久，却心中甚是不解，相县依山傍水、气候适宜、土地肥沃，为何县内百姓生活却如此艰苦，连养家糊口都做不到呢？”

王吉环顾众人，问道：“可有人告知本相原因？”

寂静，死一般的寂静。

眼看无人应答，王吉猛然拔高了音量，喝道：“去岁春天下大旱，相县依睢水而建却无水渠引河水灌溉土地，使粮食大幅减产；秋季又阴雨连绵，致睢水暴涨，河水漫过河堤，冲毁田地、房屋无数！”

“干旱水灾频，以致相县空有肥沃土地却难以收获粮食，百姓每日辛勤劳作却难以果腹。”

“本相欲彻底根除水旱灾害，不知诸位可愿助我？”

王吉话音落下，本来都沉默不语的百姓们，顿时躁动了起来，众人全都交头接耳，眼中露出了期盼之色。

周家府邸门前被逼聚集的百姓越来越多，时间缓缓来到正午，只见一位身材清瘦，脸色阴翳，还带着些许书卷气的青年男子缓缓上前，环视围观百姓。

众人见状，顿时噤若寒蝉，百余人聚集之地，居然变得落针之声亦可闻。

男子正是王吉，年仅二十余已经官拜沛国相，简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。事实上，王吉已经在沛国为相五年，刚刚及冠就已经身居高位。

盖因王吉乃中常侍王甫之养子也，王甫为十常侍之一，十常侍得当今天子器重，权倾朝野，家中族人皆在朝中及各州郡担任要职。

不过相比起许多只会敛财的宦官亲属，王吉却是有些不太一样。他年少时喜好读书、爱名声，颇有才能，只是性情有些残忍。他担任沛国相的五年时间里，能够晓达政事，断察疑难旧案，现并抓捕奸邪之徒，才能明显远高于众人。

王吉在为政方面可谓铁面无私，自其担任沛国相以来，就鼓励百姓揭贪官污吏以及世家豪族内的龌龊之事，百姓但有求告，就算微小如偷了酒肉这样几十年的旧案，也会彻查到底，并且根据律法进行惩处。

若仅如此，王吉也算得上是位牧守一方的父母官，值得百姓爱戴。

不过王吉对于律法的理解，显然有些本末倒置了。

律法并非为了惩处人，而是为了给百姓划一道红线，告诉他们什么不能做，这么做是为了规范人们的行为。

按照汉代的惯例，为政一方当兴教化，让百姓懂礼仪、知荣辱，通过这种温和的手段，引导百姓向善不去触犯律法。汉朝皇帝更是不断减轻刑罚，推行仁政。

王吉却并非如此，他不兴教化，只知大兴刑狱，稍有触犯律法者皆以最严重的律令进行惩处。

就好比弃婴、杀婴之事。百姓们弃婴、杀婴大多出于无奈，因为太穷了，交不起口赋，养不起孩子。

所谓口赋，乃是对于未成年儿童征收的人丁税，本来只有七到十四岁的孩童才会征收口赋，到了汉武帝时期，将七岁起征改为三岁起征，并且由原本的每人二十钱增加到了二十三钱，由于百姓难以承受这个负担，甚至被迫杀婴。到了汉元帝时期，又改回了七岁起征。

可惜到了东汉末年，也就是现在这个时代，口赋从七岁起征改为一岁起征，对于穷苦的百姓而言无疑会是莫大负担，再加上土地兼并严重、天灾人祸频，这才导致杀婴之风愈演愈烈。

很早之前，官府为了遏制这种现象，就把杀婴、弃婴与杀人同罪。

所谓杀人者死，伤人者刑。按照汉律，弃婴、杀婴者父母都要被处死。

不过无论任何时候，都讲究“民不举，官不究”，当弃婴、杀婴成风以后，就算有人现也不会上告官府，这样事情自然就会不了了之。

此等惯例到王吉这里却是被打破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