春天文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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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0章 沈阳陷辽阳陷（第1页）

沈阳陷

明朝总兵贺世贤驻守沈阳。正月时，后金军队数万骑兵抵达浑河，黄昏时分传来报告，敌军已接近渡河，即将靠近沈阳城池。贺世贤闻讯大惊，急忙在城墙垛口间储备火药，登上城楼查看敌情，现敌军距离城池四里之遥。他下令射火炮，然而，尽管火炮轰鸣，却未能伤及敌军一兵一骑，火药就已经耗尽。片刻之间，敌军已经将城池团团围住。次日，副总兵尤世功率领一万兵马出城迎战，虽然杀伤了敌军大半，但最终还是被迫撤回。此后，贺世贤坚守城池，不再出战。

此时，辽东经略袁应泰接到战况报告，派遣参将王世科率领五千人马前往支援。然而，敌将哈都率军击杀了王世科，导致其所率部队全部投降。敌军围城十日后，成功攻破沈阳北门。贺世贤见状，打开西门，单骑逃离。他逃至双溪时，遇到李永芳率领的五百哨骑侦察兵，最终选择投降。贺世贤与李永芳共乘一马，一同进入已被敌军占领的沈阳城。敌军任命贺世贤为后金副总兵。

沈阳陷落之后，后金将此城设为都城，并称之为“沈京”。

辽阳陷

天启元年（公元1621年）三月二十日，辽阳陷落。在此之前，辽东经略袁应泰得知沈阳陷落的消息后，便与巡按御史张铨、分守道官员何廷魁、监军道官员崔儒秀等人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应对。这时突然传来后金军自四里铺逼近的报告，袁应泰立刻命令总兵侯世禄率军迎敌，他遭遇了哈都、哈真两名敌将的联合进攻。双方从中午激战至傍晚，胜负未分，侯世禄决定收兵，撤至东山驻扎。敌军趁夜色攻击小西门，袁应泰命令射火器抵抗直至天亮。敌军虽伤亡众多，但明军火器也已耗尽。袁应泰又令监军牛维曜从小南门出辽阳城援助侯世禄再次出击，牛维曜在战斗中中箭，导致部队溃败。侯世禄抵挡不住，也只好撤退。

袁应泰、张铨、何廷魁、崔儒秀在城楼上目睹战况，深知事态危急，袁应泰说：“我奉朝廷之命专征辽东，本想恢复失去的疆土，报效朝廷，安抚百姓，无奈天意如此，使得谋臣无法定策，勇将不能建功，辽阳城危在旦夕。如果退守河西，我不仅无颜面对皇上，也愧对诸位将士。我愿交还皇帝赐予的尚方宝剑，以身殉国。诸位没有在外统兵作战的责任，应当迅离开城池，尽快采取行动收拾残局，退守至河西地区，制定长远防守计划。”张铨等人表示：“我们皆受国家厚恩，如今正是国家危难之时，理应舍身报国。愿追随大人，死后化为厉鬼也要继续抗击敌人。”

话音未落，四面传来敌军攻城的消息，众人分别坚守各城门。不久，小西门起火，后金军已经登上城楼。小南门内有叛军接应打开城门，敌军大批涌入。袁应泰在东城楼上向皇宫方向拜别，然后拔剑自刎。崔儒秀也自缢身亡。张铨坚守北门，看见李永芳攻城，大声斥责其背叛国家、忘记君恩的逆贼行径。李永芳假装听不见，厉声催促后金士卒加紧攻城，很快城门被攻破，张铨在城楼上仍骂声不绝，直至被敌军杀死。全城大火四起，哭声震天。何廷魁回到官署，与妻子、两个女儿一起跳入花园井中自尽。

附记：

辽阳生员杨某于顺治十七年（公元166o年）任松江总督，一次与无锡进士刘果远宴饮，观赏戏曲表演。酒酣之时杨某拍案叫道：“这拍板唱错了。”刘果远问：“大人也精通音律吗？”杨某回答：“我的命也是因此才得以保全。当初辽东陷落时，敌人担心百姓因贫困而生乱，先将贫民尽数杀害；两年后又担心富人聚集造反，于是再次将富人全部杀掉。只有四类人未被杀。一是皮工，能快做鞋子的不杀；二是木工，能制作家具器物的不杀；三是针工，能缝制皮衣帽子的不杀；四是优伶，能演唱汉曲的不杀。唯独想要杀掉读书人。那时我为了在科举考试中获取功名，整日闭门苦读，故而面色白皙。后金军捉住我后问我是不是读书人，我回答说不是，我是唱戏之人。对方说那你一定会唱戏，让我唱一听听。于是我唱了一曲四平腔，才得以被释放。”杨某说完这段往事，就在宴席间亲自敲板唱了一曲。

译者注：1。原文记载的明将贺世贤叛变后金，系作者计六奇根据当时的一些史料记录。按照后世编撰的《明史》列传第一百五十九卷记载，贺世贤、尤世功皆在沈阳之战中战死。

2。沈阳与辽阳的相继陷落，是中国明朝末期东北地区局势剧变的重要节点，标志着后金势力崛起并逐步蚕食明朝领土，影响了整个明清交替的历史进程。

沈阳之战中，贺世贤虽然顽强抵抗，但由于火器短缺、援军失利等因素，最终不得不弃城而去，反映出当时明朝边防力量在面对新兴的满洲骑兵冲击时，既有战术层面的被动，也有战略资源配置的不足。而贺世贤的投降，揭示了个人意志与忠诚在生死存亡关头的脆弱性，同时也折射出晚明士绅阶层在民族大义和个人命运之间的挣扎。辽阳的陷落则尤为惨烈，袁应泰等一众官员誓死抵抗，表现出了忠贞不屈的精神风貌。袁应泰以身殉国，体现了古代士大夫“杀身成仁”的高尚品格，而张铨等人壮烈牺牲，更是突显了明朝官员在国破家亡之际的悲壮情怀。

然而，从军事角度来看，袁应泰的指挥调度和决策过程中存在问题，如未能有效利用火器优势，未能合理调度兵力，以及面对突战况时的应对乏力，最终导致了辽阳失守。

这两座城市的陷落，不仅是军事斗争的结果，更是明朝内部制度弊端、军队战斗力下滑、财政困境以及民族政策失误等一系列深层次问题的集中体现。假设明朝能够在当时及时调整国防战略、强化边防力量、改革军事体系、提振士气民心，或许能避免或延缓这一系列的失败，进而影响整个历史格局。

沈阳陷

明朝总兵贺世贤驻守沈阳。正月时，后金军队数万骑兵抵达浑河，黄昏时分传来报告，敌军已接近渡河，即将靠近沈阳城池。贺世贤闻讯大惊，急忙在城墙垛口间储备火药，登上城楼查看敌情，现敌军距离城池四里之遥。他下令射火炮，然而，尽管火炮轰鸣，却未能伤及敌军一兵一骑，火药就已经耗尽。片刻之间，敌军已经将城池团团围住。次日，副总兵尤世功率领一万兵马出城迎战，虽然杀伤了敌军大半，但最终还是被迫撤回。此后，贺世贤坚守城池，不再出战。

此时，辽东经略袁应泰接到战况报告，派遣参将王世科率领五千人马前往支援。然而，敌将哈都率军击杀了王世科，导致其所率部队全部投降。敌军围城十日后，成功攻破沈阳北门。贺世贤见状，打开西门，单骑逃离。他逃至双溪时，遇到李永芳率领的五百哨骑侦察兵，最终选择投降。贺世贤与李永芳共乘一马，一同进入已被敌军占领的沈阳城。敌军任命贺世贤为后金副总兵。

沈阳陷落之后，后金将此城设为都城，并称之为“沈京”。

辽阳陷

天启元年（公元1621年）三月二十日，辽阳陷落。在此之前，辽东经略袁应泰得知沈阳陷落的消息后，便与巡按御史张铨、分守道官员何廷魁、监军道官员崔儒秀等人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应对。这时突然传来后金军自四里铺逼近的报告，袁应泰立刻命令总兵侯世禄率军迎敌，他遭遇了哈都、哈真两名敌将的联合进攻。双方从中午激战至傍晚，胜负未分，侯世禄决定收兵，撤至东山驻扎。敌军趁夜色攻击小西门，袁应泰命令射火器抵抗直至天亮。敌军虽伤亡众多，但明军火器也已耗尽。袁应泰又令监军牛维曜从小南门出辽阳城援助侯世禄再次出击，牛维曜在战斗中中箭，导致部队溃败。侯世禄抵挡不住，也只好撤退。

袁应泰、张铨、何廷魁、崔儒秀在城楼上目睹战况，深知事态危急，袁应泰说：“我奉朝廷之命专征辽东，本想恢复失去的疆土，报效朝廷，安抚百姓，无奈天意如此，使得谋臣无法定策，勇将不能建功，辽阳城危在旦夕。如果退守河西，我不仅无颜面对皇上，也愧对诸位将士。我愿交还皇帝赐予的尚方宝剑，以身殉国。诸位没有在外统兵作战的责任，应当迅离开城池，尽快采取行动收拾残局，退守至河西地区，制定长远防守计划。”张铨等人表示：“我们皆受国家厚恩，如今正是国家危难之时，理应舍身报国。愿追随大人，死后化为厉鬼也要继续抗击敌人。”

话音未落，四面传来敌军攻城的消息，众人分别坚守各城门。不久，小西门起火，后金军已经登上城楼。小南门内有叛军接应打开城门，敌军大批涌入。袁应泰在东城楼上向皇宫方向拜别，然后拔剑自刎。崔儒秀也自缢身亡。张铨坚守北门，看见李永芳攻城，大声斥责其背叛国家、忘记君恩的逆贼行径。李永芳假装听不见，厉声催促后金士卒加紧攻城，很快城门被攻破，张铨在城楼上仍骂声不绝，直至被敌军杀死。全城大火四起，哭声震天。何廷魁回到官署，与妻子、两个女儿一起跳入花园井中自尽。

附记：

辽阳生员杨某于顺治十七年（公元166o年）任松江总督，一次与无锡进士刘果远宴饮，观赏戏曲表演。酒酣之时杨某拍案叫道：“这拍板唱错了。”刘果远问：“大人也精通音律吗？”杨某回答：“我的命也是因此才得以保全。当初辽东陷落时，敌人担心百姓因贫困而生乱，先将贫民尽数杀害；两年后又担心富人聚集造反，于是再次将富人全部杀掉。只有四类人未被杀。一是皮工，能快做鞋子的不杀；二是木工，能制作家具器物的不杀；三是针工，能缝制皮衣帽子的不杀；四是优伶，能演唱汉曲的不杀。唯独想要杀掉读书人。那时我为了在科举考试中获取功名，整日闭门苦读，故而面色白皙。后金军捉住我后问我是不是读书人，我回答说不是，我是唱戏之人。对方说那你一定会唱戏，让我唱一听听。于是我唱了一曲四平腔，才得以被释放。”杨某说完这段往事，就在宴席间亲自敲板唱了一曲。

译者注：1。原文记载的明将贺世贤叛变后金，系作者计六奇根据当时的一些史料记录。按照后世编撰的《明史》列传第一百五十九卷记载，贺世贤、尤世功皆在沈阳之战中战死。

2。沈阳与辽阳的相继陷落，是中国明朝末期东北地区局势剧变的重要节点，标志着后金势力崛起并逐步蚕食明朝领土，影响了整个明清交替的历史进程。

沈阳之战中，贺世贤虽然顽强抵抗，但由于火器短缺、援军失利等因素，最终不得不弃城而去，反映出当时明朝边防力量在面对新兴的满洲骑兵冲击时，既有战术层面的被动，也有战略资源配置的不足。而贺世贤的投降，揭示了个人意志与忠诚在生死存亡关头的脆弱性，同时也折射出晚明士绅阶层在民族大义和个人命运之间的挣扎。辽阳的陷落则尤为惨烈，袁应泰等一众官员誓死抵抗，表现出了忠贞不屈的精神风貌。袁应泰以身殉国，体现了古代士大夫“杀身成仁”的高尚品格，而张铨等人壮烈牺牲，更是突显了明朝官员在国破家亡之际的悲壮情怀。

然而，从军事角度来看，袁应泰的指挥调度和决策过程中存在问题，如未能有效利用火器优势，未能合理调度兵力，以及面对突战况时的应对乏力，最终导致了辽阳失守。

这两座城市的陷落，不仅是军事斗争的结果，更是明朝内部制度弊端、军队战斗力下滑、财政困境以及民族政策失误等一系列深层次问题的集中体现。假设明朝能够在当时及时调整国防战略、强化边防力量、改革军事体系、提振士气民心，或许能避免或延缓这一系列的失败，进而影响整个历史格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