春天文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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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红想起周宁的警告：不要嫁一个你爱的人，因为你爱他，你就会担心失去他。但杨红觉得光是这一点担心，不足以吓得她打退堂鼓，人不能因噎废食。爱陈大龄，并不是因为想到过能跟他白头到老才爱的。爱了，就爱了，没有想过为什么，没有想过今后，爱是不知不觉之间就发生的事情。白头到老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，白头到老有意义，是因为跟你白头到老的人是一个你爱的人。跟一个你爱的人生活一天，也好过跟一个你不爱的人白头到老。陈大龄或许会沉醉于自己拉琴下棋而冷落我，但我愿意守在旁边，听他拉琴，看他下棋。陈大龄或许会爱上别的人，但我不会怪他，怪只怪我自己的吸引力不够大不够长久。周宁说他的爱超过陈大龄的爱，虽然初一听，让杨红觉得有道理，细细地想，其实两种不同的爱是无法比较多少的。周宁的爱激烈似火，像瞬间可爆发的山火，烧起来，你无处藏身，离近一点，都会被烤焦。但这场火很快就可以熄灭，把你丢在冰天雪地里，要等到夏天才有可能再来一场山火。陈大龄的爱，柔情似水，像浩瀚无边的大海，静静的，深深的，海浪奏出的音乐使你被吸引，被召唤，你不知不觉地就走了进去，而你一旦走进去，就再也走不出来。火的爱和水的爱，怎么能比得出谁多谁少呢？周宁的爱，是情者的爱，只要是为情，可以不管不顾，为了能得到自己向往的爱、能保住这份爱，就什么都做得出来，哪怕是毁灭他人，或毁灭自己，也在所不辞。陈大龄的爱是智者的爱，他会考虑自己的爱对人对己会带来什么后果，如果自己的爱只能给所爱的人带来痛苦，他可以克制自己，放弃这份爱。情者的爱和智者的爱，怎么能比得出谁多谁少呢？这实际上不是一个爱情多和少的问题，而是一个爱的方式的问题。不同的人爱起来有不同的方式，你可能喜欢某一种方式，而不喜欢另一种方式。你可以赞美某一种方式高尚，而唾骂另一种方式自私，那只是你自己的喜好而已，是以某一种道德为基准所作的衡量。其实在生活面前，这两种不同的爱，是无法比出大小多少、高低贵贱来的。火有火的爱，水有水的爱，情者有情者的爱，智者有智者的爱。一个人爱的方式往往不是他决定得了的，他的生活经历，生活环境，气质和性格注定他只能以某种方式去爱。被一个人以你不喜欢的方式爱上，你从中得到的痛苦可能会大大多于幸福。想让一个人改变他爱的方式，也许只能是徒劳的。改变是可能的，但改变往往只是暂时的。很多人在追求的时候可以变得面目全非，连他自己都认不出自己。但等到追到手了，或爱情趋于平淡了，他改变自己的动力化为乌有，他就会回到老样子上去。杨红觉得自己的爱更接近陈大龄的风格，是智者的爱。爱到极处，反似不爱。爱到极处，你一颗心，不再装着自己，只装着你爱的人，你就会担心自己的爱会给他带来痛苦。他的一颦一笑都牵动你情怀，让你不断猜测，我使他幸福吗？我使他痛苦吗？你会不断问自己：这一颗心，你拿得起吗？拿起来了，你捧得住吗？捧住了，你捧得久吗？捧了一生，你知道你捧的方式对吗？是不是太紧？太松？太长？太短？太冷？太热？到头来，他会不会慨叹：爱上你，是我一生的错？或者会不会有一天，他后悔：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？爱到极处，你已经爱得失去了自我，心里只有他，如果他不幸福，你又怎么可能幸福呢？你担心自己不能使他幸福，你就有可能把自己当他幸福路上的绊脚石，为他坚决地搬开，好让他自由地前进。杨红想，陈大龄那么爱小孩，如果自己以后不能生小孩，那不是害了陈大龄？杨红专门查了那本《家庭生活大全》，知道自己即使不算不正常，也比一般女人少很多怀孕的机会。别人是一年十二个月，月月有那么七八天有怀孕的可能，而自己是一年只有四五个月会有那么个机会。而且自己又不是黄花闺女了，这对陈大龄太不公平了。别人会说他等了这么久，等来一个二婚的女人。他的父母肯定会坚决反对，他的朋友会耻笑他，那我能给他带来什么呢？我有什么地方值得他爱呢？陈大龄当然不会计较这些，但正因为他不计较，我才应该为他考虑到。杨红记起在陈大龄家看过的一张照片，上面是他们家四个人演奏《梁祝》时照的。陈大龄拉小提琴，陈勇拉中提琴，陈勇的妻子杨慧中拉大提琴，而陈大龄的妹妹陈韵拉倍大提琴。两男两女，男的风度翩翩，女的亭亭玉立，照片不能传达音乐，但杨红想象得出，一定是美丽动听的。杨红想不出自己在那张照片中能占个什么位置，自己什么乐器都不会，就会听。杨红想，如果我真的爱他，我其实应该放开手，让他找个更好的人，像他弟媳那样，既美丽又懂音乐的人，一个跟他有共同语言的人，一个能跟他琴瑟合鸣的人，夫妻俩你拉我奏，那才配得上他的生活。